马明达


马明达,1943年出生于甘肃兰州,祖籍河北沧州,出身通备武学世家,曾在兰州大学主持敦煌研究所,从事美术史研究,1993年调入暨南大学,现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运动员出身的他从美术史进入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研究,因为在中国传统武术典籍的整理和系统建构上卓有建树,因此被称为武学泰斗。因父亲的缘故,马明达早年结识诸多文史界名家,在漫长的岁月里博览群书,取精用弘,古以苏东坡和戚继光为师,近代以陈垣、常书鸿等为师,于武学、回族史、书画等领域的融汇贯通间形成了独特的治学格局。

路径:“由偏门入正堂”

由于基本是凭着自学、“曲径通幽”地进入学界,因此马明达戏称自己为“野狐禅”。还在中学当运动员的时候,马明达就喜欢画画,曾拜过一些名师学习国画,并因此对美术史产生了兴趣。从1958年起,马明达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套“中国画家丛书”情有独钟,这套小册子每出一本他就买一本,买来就读,连父亲马凤图也读。这套书将马明达引入学问之门,至今为他所收藏。尽管这批名家撰写的美术史小册子后来只出了不到百种,但从那时起,马明达开始了一生的读书和买书。

脱胎于武术世家和体育生,从美术史进入学术殿堂,进而扩大到中国史,马明达将这一路径和过程描述为“由偏门入正堂”。在西北师大的体育系期间,马明达身在曹营心在汉,每天往历史系、美术系跑,结交各类师友,阅读了包括秦仲文、潘天寿、俞剑华在内的大量中国美术史著作。1978年,马明达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,从事元史研究,1980年,他在当时权威的学术期刊《社会科学战线》发表了《金代书法家任询》一文,补充了一块被学术界忽视的研究。那时他几乎把能读的美术史书籍都读了,这成为他后来创建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和《敦煌研究辑刊》的根基所在。

在敦煌研究所期间,马明达师从敦煌学学者常书鸿先生几十年,在美术史领域有了更大的拓展。被学界誉为“敦煌保护神”的常书鸿身后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资源,因为相知深厚,常书鸿的资料几乎全部由马明达代为整理。即使如今已有七十高龄,马明达依然在浩繁的日记和资料中整理耙梳,打算为常书鸿先生写一部扎实可靠的权威传记,将一个学人真实和坎坷的经历呈给世人。这本计划六七十万字的著作,如今已完成半数之多。

治学:自古非师不通圣

在他的治学范畴里,回族史和书画、武术是有密切关联的。也只有浸淫其中的马明达方能体会到其中的奥妙和味道:“这使得我个人在读书时,至少带着三个问题,就是苏东坡说的‘八面受敌’读书法,八面我做不到,苏东坡我无可望其项背,但我至少有三个面,这也构成了我自己的学术系统。”

马明达常常从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中取法,他从前人那里看到自己的微不足道。譬如陈垣先生、陈寅恪先生,他们的文化研究做得都很深,更奇特的是,他们善于从极为细小的地方看到一些问题的关键。比如从西南宗教、西北番胡的一些细小现象,考察出重大的历史交集和文化源流问题。

在读书和治学的过程中,要有深厚的学养,必须要有老师朋友,这是马明达一再强调的。由于父亲的原因,从小偏居西北的他接触过顾颉刚、张政烺、冯国瑞、范振绪等一些大学者,虽然自称“野狐禅”,但这些先生的人格和学问都成为马明达效仿学习的楷模。“老师的作用太大了,我在武学上最好的老师就是我的父亲,第二个就是唐豪先生,他已经去世,我没见过他,但我读过他的书,我认为我是他的私淑弟子。”

“唐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就是抗战时期出的《中国武艺图籍考》。他引领了我的武术学术研究,他让我意识到,不只要从技术做,从器物做,还要从文献做,我就开始建立了我的武学系统。他的著作不多,但他建立了一种范式,是开拓性的,在文献学和目录学上影响巨大。我现在做的在数量上比唐先生多,但没有他的引领,我还要花很长时间。”

再如岭南大师陈垣先生,他除了做伊斯兰教、佛教、摩尼教的宗教学研究,还做了许多古代文献的校勘。在点校《元典章》之后,他就写了一本《校勘学释例》,总结出了校勘学的基本原理,这是由学力到学理的典范。

“自古非师不通圣,得艺回来再看书。”这是戚继光的名言。孔子也说“无友不如己者”,“三人行必有我师”。马明达认为,做学问没有老师是不可能的,一定要有师承。他鼓励年轻人,“你们应当择师而从,择友而交,择书而读。现在年轻尽量多看,身边留几本好书多读几遍,终身相伴。”

追求:士人的四种修养

进入学问的殿堂,应该循序渐进。马明达认为,尤其是青壮年的时候,饱读诗书、无所不读非常重要,这是一个积累和历练眼光的过程。首先从博览群书中找到个人的兴趣,再在各种问题的探究中把兴趣逐步转化为旨趣,然后找到自己的体系和方向,转化为你的事业,就是志趣。

“若只关心兴趣,就容易泛滥无归,读了一辈子书,在书的海洋里被淹死了。书太多了。有了志趣后,知道自己要干什么,就达到一个境界了,就有了蓦然回首的感觉了。逐步积累,会形成一个范围、体量和结构,就成为你的学问。只有形成结构系统的东西才叫学问。”

读书治学是漫漫长途,要坚守和磨练,也要有胸襟和品味。马明达不主张随意发表一些专门论著,更不主张为评职称和学术评估而发论文,而是应该保持一种淡泊心态和读书之乐。马明达至今发表的论著和论文并不很多,除了已出版的《说剑丛稿》、《武学探真》等之外,他手中积存的大量未刊文稿和手稿,都想进一步推敲,使之成为严谨的学术作品。

“当你真正从旨趣转入志趣,又到学术追求的时候,你会体会到一种生命的快乐。这个快乐不是一般的感官享受,不同于吃了块好肉、喝了杯好酒,那是心灵的快乐,乐不可支。”

马明达寻求读书之乐,秘诀之一就是读得杂。他用武术中的“闪转腾挪”来形容自己。在他看来,因为年轻时候耽误了读书,很晚才开始做学问,但他在书海里不断地调整和拓展,直到六十岁才建构起书画、回族史和武学这三个基本的系统。“时间可能也不允许我再变化了,否则我还要调整。我对我自己的读书兴趣,大有不能掌控之感,我都驾驭不了,我能保持这种高浓度的兴趣,我把它看成优点。有人说我是杂家,我承认。有这种冲动,说明我的生命力还可以。”

事实上,马明达的学问远非仅仅是知识体系,他更喜欢以传统士人的修养和人格来要求自己。他认为,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、士人有四个爱好。第一,谈书画,这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有的修养;第二,谈医药、养生,集部里面没有一个不谈医药的,所以我们的医是儒医,古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,传统医药不仅关乎生命,还是一种孝亲的基本修养;第三,谈诗词,最高雅的交流就是诗词交流;第四,谈兵,“‘兵者儒之至精也’,儒学中只有道德是不够的,兵学涉及到管理学,兵学被吸纳到儒学是儒学最大的成果。‘柳营晨试马,秋雨夜谈兵’,谈兵论剑,对太史公来说那是何等的乐趣。”

从以上四项修养看,马明达认为苏东坡是士人的楷模,后人把苏东坡尊为“苏黄米蔡”的第一位,最主要的当然还是他的学问、人品、道德素养。现在的不少学人早已失落了这些。“我在努力保持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修养,可惜未必能做到。”

对于治学,马明达向往的依然是陈垣、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博通之学,他认为我们的大学和学人应该重建这一丢失的学统。“‘学然后知不足’这个话是再透彻不过了。只有不学的人,才感觉自足。”

方法:博览与精读兼顾

尽管如今已有了许多珍本古籍、书画和数万本藏书,但念本思源,马明达觉得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还是张舜徽先生的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。当时上大一,买这本书才九毛多钱,读完之后他给张先生写信,张先生还给他回了信。

“这个书对我一生的影响太大了,让我知道了怎么读书。文献阅读的基本方法,就是校读。从那以后我知道,读书永远都要带着一个‘校’的理念去阅读,不只是浏览。校读就可以注意到异同。因为这个‘校’不只是文字的校,还有个义理的校,我们读书有三个方面嘛,文字、义理、辞章,三者要兼顾。”这本出版于1962年的书,马明达后来又买过多次,每年都推荐给研究生,作为文献学入门读物。他还说会把它留给儿子,作为传家之宝。

在几十年的读书和研究生涯中,马明达形成了自己的读书方法,“一本书不要一下子通读,读一下放一下,一定要坚持反复读,过一段再来读。它的好处是,这本书中的信号会在你大脑里储存、强化,当你读到另外一本书,这两本书的信号马上会发生碰撞。”

做札记也是常见但又极其重要的读书方法。“重点的一定要把它记下来,绝对不可以过去,过去的你就找不着。当你发现它是重要的信息,你一定要用多种办法把它记录下来,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做读书札记。”札记做多了,就必须分类,便于查找利用,否则要用的时候就比较麻烦。马明达深感晚年的时候,以往的那些札记对他的帮助之大。

马明达读书的最大特点,就是博览群书,而那些追求义理的东西更是要精读。史学研究的核心是史料。孤立的材料不发生作用,只有当若干类近的材料碰撞时,灵感和成果才会出来。为了避免看过的内容以后找不到,就一定要做札记,不能偷懒、马虎。晚年,马明达将自己的札记一条一条理下来,就像一根一根梳成辫子,这样,他可以检视哪些东西值得留下来。
编辑:梁少欢